齐桓公与管仲的故事 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但鲍叔牙称自己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齐国称霸，必要用管仲为相。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双方在乾时会战，管仲建议当趁小白人心未定速攻，但鲁庄公却说：“如果一切如你所料，小白早就被射死了。”不听管仲的话，结果遭遇伏击，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

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但鲍叔牙用计称齐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杀管仲。且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

管仲清楚这是鲍叔牙的计谋，于是让押运工人快马加鞭赶去齐国，最后平安到了齐国，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齐桓公迎接管仲后，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斋戒三日，拜了管仲为相，并称管仲为“仲父”。

二千六百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君王与大臣的对话，它影响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意义深远。那就是春秋时期齐桓公与管仲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人格的一次“君臣对”。

齐桓公，姜姓，名小白。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即位为君，率军击败助公子纠争夺君位的鲁军，纳大夫鲍叔牙之谏，释怨于政敌管仲，以其贤能重用为相。一天，齐桓公与管仲进行了一次对话。

齐桓公问道：何为“有道君主”？管仲回答了七条“有道君主”的标准。其一，崇敬山川、宗庙、社稷，依礼祭祀。其二，对有功旧臣要抚恤救济，使其富有。其三，团结武臣，使其为国效力。其四，重用贞廉、正义的良臣，使上下得到修治。其五，刑政明察，四时无失误，人民不忧，五谷丰登。其六，国内外和谐相处，四邻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战争。其七，接受邻国来聘的币帛，以怀其德，接受以制令来告者，以为法式。

管仲与齐桓公的这番“君臣对”，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统治方法的讨论。

管仲，史称管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有“春秋第一相”之誉，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管仲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儒、道、阴阳、名、兵、农的观点，其中一些篇章被学术界认定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管子》一书既显露了春秋时学术多元，又表现了管仲学派的综合意蕴，其论道讲德，不离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管子·四称》篇章中的“君臣对”，论述了君主应该具备哪些优秀人格、应该摒弃哪些恶劣人格。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国家的兴亡，君主的人格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君主人格，还具有极强的教臣育民的导向功能，直接感染着民众的行为倾向。

在这场“君臣对”中，管仲从多方面论述了君主人格的道德规范和执政理念，意义深远。其一，君主应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治国安邦必须尊崇礼，提倡礼，在其人格上，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其二，君主应是“为民除害兴利”的正义化身。作为统治者，君主要实现其自身的人生目的，就要为民兴利除害。要想治民安邦，君主就要具备为民兴利除害的人格。不以一己之好恶而治天下，要以天下之心治天下。其三，君主应有“不失其常”、“不易其则”的稳定和统一的言行。君主的道德品性应具体体现在其稳定和统一的言行中。君主稳定和统一的言行直接影响着民众的行为，所以君主的言行要具有一致性。

春秋时代的齐文化崇尚礼义道德，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支的齐文化，其崇尚的礼义，其根本所在也是要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宗法关系。齐文化的特点是十分重视君主在社会人伦宗法关系中的核心作用。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不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通行。君主必须有立君道的自觉意识，君主失德而不知立君之道，大臣必然作威作福，国家权力就掌握在大臣手中;百姓必定各趋其利而不讲义。管仲在“君臣对”中对齐桓公例举以往无道君主的过失，来以资为鉴。

管仲在“君臣对”中，非常强调君主人格具有的教臣育民导向功能。所谓“圣人在前，贞廉在侧，况称于义”，就是这个道理。首先，君主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要担负起教臣育民的社会职责。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官吏而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设立负责纠察的官吏，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

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见，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们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其次，君主的好恶引导着社会民众的心理倾向。民众具有以君主的好恶作为己之好恶的社会心理。再次，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决定着民众的道德品性的高低。又所谓“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道德定而民众有可遵守的轨道和规范，社会就会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