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人误读的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

因国家博物馆的“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这位禁书作家再度引起国人关注。

过去一百年，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从没被冷落过，却也从没被正确解读过——他是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说家。

“现在俄罗斯适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监狱”“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样的话，人人耳熟能详，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的接受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一次次功利性地开发，让我们一次次与小说之美擦肩而过。

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了“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1906年，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说》，由6个文学价值不高的短篇组成，出版理由是“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而“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

当时西学东渐正在潮头，国人不明取舍，拣选只看名头，托尔斯泰因此被夹带而来，赫然成了启蒙家。李大钊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王国维的《托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德》、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均脱离具体文本，抽象地去谈托尔斯泰的“思想”。

中国第一次“托尔斯泰热”在“五四”前后，此时他长篇小说还没译成中文，除了“思想”，人们无从下嘴。那一代文人更喜欢匕首与投枪，既然靠短篇小说与杂文也能赢得知名度，也能兑现出现实利益，那么，谁还肯去操练高风险的鸿篇巨制？

短，则空间狭窄，只有把问题简单化，变成黑与白、正与邪的二元对立，才有审美快感。于是，陈独秀赞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郭沫若称其为向旧秩序挑战的“真正的匪徒”，鲁迅则说“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一扫而空”。就这样，托尔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家”“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马甲。

百余年来，国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读了只言片语，便将胸中块垒寄托于兹，貌似在学习，其实在撒娇，无非是给自己被压抑的理想找个权威注释而已，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托尔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再度被国人热炒，而此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相继译成中文，革命家们失望地发现，它们远没有想象中的“战斗性”，而列宁曾批评托尔斯泰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此时已被中国作家们知晓，所以冯乃超怒斥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茅盾、周立波、鲁迅等也开始“客观”地看问题，一面承认托尔斯泰的“写作才华”，一面又批评其“不抵抗主义”。

可什么是“写作才华”？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误会，以为小说能人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术”两个部分，分别修炼完成。而这“技术”又可以被无限拆分成结构、描写、造句、组词……

无限拆分的结果，就是杀死小说，这种所谓的“技术”，其实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着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号，作家们成了故事工人，其创造力被合法阉割。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意识到托尔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说家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一个思想不正确的人，为什么会在西方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他会走向不朽？

通过对托尔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国文学发展出一整套话语体系，比如“现实主义塌陷”“小说本然逻辑背叛了作家的主观意愿”等等，除了行内人自己觉得很形象外，普通读者只能一头雾水。总之，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原本就存在着小说的完美模板，谁写得最接近它，谁就不朽。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个模板就是：语言高度民间化，出场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线索推进，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话与叙述穿插，主题与时代结合……

可现实是，树立了绝对完美的标杆，创新空间就会被压抑。中国小说家们确实写出了一大堆伪托尔斯泰，却谁也没能不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句“中国的托尔斯泰”的阿谀，连见多识广的杨沫也会把持不住。托尔斯泰是不朽的后门，人人都想从这里挤进去。

上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大部分译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内容可以公开传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读者才突然发现，托尔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内省，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永不停息的追问，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当“我”终于从“我们”中剥离出来，当双眼自缝隙中望见自由，托尔斯泰的写作犹如灯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我是人，我应该是万物中最主动的过客，我应该配得上曾经的那些苦难。

对于生命，托尔斯泰其实没有给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选择了投降。他写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吗？那就去追求幸福呗，为何追问永恒？他为此感到释然，甚至欢快，但他终于会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剂。

也许，只有放在人类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托尔斯泰的价值才能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才会明白他所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能到，而他不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能到。老托被热捧，老陀被忽略，可知小说家的命运不完全由实力决定，只要写作，就会被误读，关键看误读后的东西，是否凑巧触到了时代的痛点。

从不思考永恒的人，对永恒总有过分期待。麻烦的是，他们渴望不朽，却又要抄近路。这些年，不少中国作家也开始写长篇累牍的“内省”之作，也试图用一个宏大的架构来包裹其干瘪的人生经验。不打技术牌，就打思想牌，再也超越不了“二鬼推磨”的格局，有了伪托尔斯泰这项真正的跨世纪工程，看来，托尔斯泰早晚被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