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发中国第一批“廉租房”

小时候看过一部武侠小说，题目好像叫《游龙八卦掌》，讲的是清朝末年一中国武师跟洋人比武的故事。这名武师自幼家贫，父亲是老实巴交的自耕农，因为传教士想买他的耕地，他不愿意卖，传教士就找来打手，将他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也就是那名武师，长大后练成神功，去找洋人打擂，洋人不是对手，竟然暗使诡计，毒瞎了他的双眼。

小孩子思想单纯，书上怎么说就怎么信，看过那部小说以后，我把传教士当成了与日本鬼子和八国联军相似的物种，非常痛恨他们。后来长大了，读的书多了，渐渐明白过来：原来在华传教士并没有那么坏。确实有些传教士靠坚船利炮和治外法权撑腰，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但他们在中国行的善举也不少（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传教）。尤其是1949年后，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备受丑化，多半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现在我知道了，中国第一家西式医院（1835年成立的广州眼科医院）、第一所新型大学（1879年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都是传教士办的，近代第一个留学生（1847年赴美的容闳）是传教士带出国门的，第一部英汉对照辞典（181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是传教士编写的，第一个现代印刷机构（1860年搬迁至上海的美华书馆）是传教士引进的。

甚至著名的烟台苹果，最初也是出自传教士之手（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夫妇在烟台培育），我们很多人爱吃的大粒花生，还是传教士引进的（1884年美国传教士威尔将欧洲人刚培育出的大粒花生引种到河北邢台，民国时推广至全国）。当年清廷向八国联军支付巨额赔款，美国将赔款分期退还，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这笔赔款对清华大学的创建和留学生的派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初建议美国政府退还赔款的，还是传教士。

以前我写过一篇介绍基督教青年会的文章，说来华传教士和一些富裕教徒在中国成立了许多青年会分部，这些分部不以营利为目的，只以助人为己任，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有困难，都可以向青年会申请帮助。1927年鲁迅去香港讲学，没地方住，就是让青年会为他找的房子；1938年老舍去重庆逃难，租不起房子，也是由青年会帮忙找到了一间免费的库房。

事实上，连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廉租房，都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努力下开发完成的。

1922年，基督教中华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提出了中国劳工改善居住生活的计划。1923年，美国传教士克拉克和奥兹德耗费一年时间调查了上海闸北、虹口、浦东等地的贫民窟，建议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贫苦劳工建造卫生良好、租金低廉的劳工新村。1924年，上海青年会筹集资金，游说政府，在浦东拿到地皮，开始兴建劳工新村。1926年，“上海青年会浦东劳工新村”建成，公开招募低收入劳工入住。

该新村占地六亩，内有礼堂、小学、运动场、诊所、游艺室、图书室各一，公共厕所两个，其余全是供劳工居住的砖瓦房，共三十二套。每套房都是两间，一间为卧室，另外一间前后隔开，前面做客厅，后面做厨房。每套房子的前面各有一小块空地，让住户种花种草。

新村建成后，上海青年会登出公告，满以为申请入住的劳工会挤破头，哪知道头一个月几乎无人问津。为啥？三条原因：

第一，房子盖得太漂亮了，旁边贫民窟里的工人以为是给阔人盖的。

第二，青年会规定的房租标准是每套每月三块大洋——这个租金标准绝不算高，同样的房子放到上海市区，每月租金至少三十块大洋，即使在浦东也不可能少于六块大洋。问题是普通劳工的收入太低了，当时在浦东打工的都是来自安徽和苏北的农民，男的去码头干苦力，女的进厂，老人捡破烂，小孩当童工，全家老小忙活一年，除了吃饭顶多只能攒下几十块大洋，你让他们出三块大洋一个月租房，他们宁可住自己搭建的窝棚。

第三，传教士急于改善中国劳工的健康和教育程度，对入住新村的居民作出了周日休息和小孩入学的强制性规定，这对连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底层百姓来说，其实是不现实的。

后来，经过上海青年会的反复宣传解释，附近的劳工渐渐动了心。大约过了半年，三十二套住房才全部住满，其中还有两套租给了在当地公务机关任职的公务员。

虽然有很多不足，但这座浦东劳工新村毕竟为中国的廉租房建设开了先河。此后，广州市平民宫、汉口市劳工住宅、上海市其美路平民新村、开封市火车站平民新村、上海市大木桥路平民新村、杭州市清泰门平民新村等等，陆陆续续拔地而起。

在来华传教士的带动下，在1928年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里，国民政府也掀起了为穷人兴建廉租房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