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日本为什么要大量派遣唐使？

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唐灭隋后，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虽然此前日本也曾小规模派过遣唐使，但如此大规模不惜血本的派遣，恐怕要从中日白村江之战说起。

据史料记载：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663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翌日，白村江战役开战，唐朝、新罗联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百济联军打得大败。白村江之战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导致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日军被迫退守本土。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不过，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自白江村之战遭受惨败后，日本深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此后，日本执政者一直数百年间连续派出13批遣唐使，以唐为师，学习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仿造唐朝，推行大化改新，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进步。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和中国叫板。而此后日本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除优待使臣外还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善于向强者低头并虚心学习，不能不说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强项。唐代时日本频派“遣唐使”之举，是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又成为东亚强国根本原因。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为什么会在自身的战败中实现自身的重大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掀起了学习美国的热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国。由此可见，日本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民族，忧患意识让他们有着极其敏锐的豺狼嗅觉，有着较强的生存技巧。不敌的时候日本会用心学习别国的长处，有机可乘的时候它会露出豺狼本性。

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寻衅滋事、发动侵略并企图吞噬对方的一直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长河中，发达强盛的中国一直向日本输出先进文化，沐浴着日本的成长。而对日本政府来说，求友好和平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历史上，中国比日本强大的时代，对日本来说是福，而日本比中国强大的时代，对中国却多是祸。如今，日本右翼势力主导的政府每一步都深藏遏制中国之心，仇华情节日胜一日。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日本其侵略野心从未改变，身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这个近邻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基于此，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对中国人(尤其是政治领袖)而言都十分必要，甚至是一种生存必修课。当然，正确认识我们自己，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也刻不容缓。其实相当多的国人(包括本人)在勤奋进取、谦虚、爱国、团队意识、遵纪守法等个人素质方面不及日本人。因此，面对不可一世、一意孤行的日本人，谴责也好，抗议也罢，都无济于事，最终“打铁还需自身硬”。